面子、血缘、权力三点构成的三角形，成了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文化陷阱。
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推行下去。
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管辖区域内要发展哪些产业，要有多少个项目，可以决定由财政给投资补贴，一把手、二把手类似于一个地方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来源: 《瞭望中国》总第162期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府 市场 。第三，避免直接补贴供方。
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加强监督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履行信托责任情况，追究惩戒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因此，企图对特定机构、特定人员薪资水平设限的思路，很难说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合理选择。三、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反垄断 前些年，某些特殊势力指责国有企业赢利能力低下，唯有私有化才能解决效率问题。近年来，中国在深化企业改革中，把破除垄断作为一个优先目标，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此，严格信托责任，追究经理人员相应的失职渎职行为，是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要长抓不懈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国家监管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电信业为例，2009年初中央政府发放3G牌照，三家电信运营商当年投入数千亿元资金，建设3G通信基础设施，由此使上游设备制造企业、下游信息服务企业，获得了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动力由此传导给整个产业链。在西方国家，私有化并非为了明晰产权，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政策工具。
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应当通过完善所得税制度加以解决。如果在企业国有体制下，人们在法律上还有权分享企业创造的剩余的话，那么在私有体制下，这一权利在法律上将完全丧失。一味指责国有企业垄断，要求其退出竞争性产业，而对跨国公司、私有企业的垄断置若罔闻，是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对中国有害无益。二、怎样让老百姓共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曾指出，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相结合，才取得节节胜利。
这些需求又有力地刺激了对上下游、中小型企业的采购订货，从而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创造有利条件。一、为什么说国有制不影响企业产权明晰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名义上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也不把它当成自己的企业，谁也没有意愿把它管理好、经营好，只能通过私有化，才能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3）国有企业存在种种腐败现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对国有企业经营情况的考核制度并认真组织实施，并将相关考核结果如实定期公布。
此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实践表明，私有化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并不显著，其中不乏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等案例。很明显，法人制度的确立，即意味着企业产权的明晰。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地打破了电信运营业的垄断格局，还为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网络化经营的企业如电信、电力、铁道、自来水等，往往具有自然垄断性质。
比如，当只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资受到严格限制，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却不受限制时，必然会造成国有企业优秀人才外流。原因就在于全球石油市场处于几个寡头的控制之下。可见，视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搞好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只是一种主观臆想。第三，落实国有企业监管部门的责任。正如在西方国家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一样，企业是国有还是私有，并不影响其产权的明晰程度。到1970—1980年代，为摆脱财政困难，欧美不少国家则反过来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
经过长期不懈奋斗和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其中的佼佼者已进入世界500强之列，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自主的重要力量。当前，对国有企业多有质疑，常见的观点主要有：（1）产权不明晰，导致效益低下，并指责近年来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不过是一种垄断暴利。
这与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对各国的要求完全相反。对这些质疑观点，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以避免误导国有企业的改革。
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垄断格局，美国和欧洲不仅没有反垄断的意思，相反，还通过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帮助这两家企业增强竞争优势。总体上讲，这些反危机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
鼓吹国退民进的某些势力，表面看似乎为民鼓与呼。正如邓小平早就预见到的，如果发生两极分化，必然会导致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地区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不断恶化，将无法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拉美、亚洲、俄罗斯等地的一些国家面对危机，迷信经济自由化的教条，放弃政府干预，结果使经济雪上加霜。二是通过将赢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私有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占有和掠夺国库资源开启方便之门。
当务之急在于，政府和工会等组织应当推动非国有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在企业收益中的合理占比，避免利润侵蚀工资的状况继续恶化。四、国进民退是个伪问题 面对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对骨干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刺激国内市场需求，从而避免因出口市场萎缩造成经济滑坡。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除了少数特殊产业外，多数国有企业都面临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一旦这种合理规范的成果分享制度建立起来，将大大增强国有企业的政治主动权，更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当时的现实是，在韩外资企业开出的薪水远高于韩国本土企业，如果放任自流，则势必使韩国本土企业人才流失、竞争力受损。从世界范围看，飞机制造业是一个高度垄断的高技术产业。
这种论调其实大谬特谬。反危机很难放弃国进，因为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落实，无法脱离骨干企业资源。某一政府职能部门受国家委托，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经营活动，这与受托从事经济调控、市场管理、社会服务的其他政府部门并无二样，如果后一种委托的有效性、合理性不容置疑，那么前一类委托同样顺理成章。历史经验也证明了上述结论。
在这些自然垄断产业中，各国往往采取企业独家经营、政府管制的方式，以满足社会需要。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对症下药，从而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为强国富民服务。
国有企业通过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改善。之所以需要以税收而不是工资限额作为调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工具，目的在于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美国也采用国有化的措施，政府直接注资拯救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等支柱企业，使政府在这些企业的持股增加。按照这样的逻辑，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就是改革和进步，国有企业收购经营不善的私营企业就是阻碍和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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